阎连科是在创作了《我与父辈》十年之后，才抬笔写了《她们》，相较于家族中的男性，女性或未列入他的创作计划中，不是他不想写，而是他不敢写，怕写不好，会亵渎她们。就像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的懦弱，“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他的懦弱让相亲对象走向另一种生活，他的懦弱让不甘平凡的大姐一生都在抗争，他的懦弱让他无法像书写家族中的那些男性一样，可以恣意汪洋，可以挥洒自如，可以埋在故乡那片土地里大哭一场。他可以骄傲地说《我与父辈》是他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对于一个荒诞现实主义作家来说，他最自豪的是写了他的父辈。然而，他终于开始书写女性了，以一种更为虔诚的笔调。
对于她们，家族甚至和自己有过关联的女性们，阎连科的动笔晚了一些。如果说“他们”是那片平原上的黄土，那“她们”就是那片平原上稀缺的水。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伟大，更像创造了这片平原、这片土地、这个家族的图腾。
用相亲对象作为开头是始料未及的，或许是作家怕一开头就触碰内心深处的痛，而选择了那些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如飘萍，在自己的人生中倏忽而过，却也留下了些许涟漪，甚至哀伤。有的带点戏谑，有点带点荒诞，有的带有明显的忏悔。既然她们注定与自己会发生一段故事，哪怕短暂得只有一个下午，哪怕后面的命运本与自己无关，作家内心仍充满了忏悔，这种忏悔是基于自己命运的改变，基于自己在长长的人生里获取了更多优越的生活，而她们还在那片土地上重复老一辈的故事。
大姐是个非典型人物，但又是个典型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既往岁月的样板里，大姐多少会承担一部分母亲的角色，更多的是操劳。而作家的大姐觉悟却非常高，早早就安排了兄妹几个的未来，或者说早早就建议大家不要固守在这片土地上，要为自己谋一个出路。显然，她自己也践行着这个目标，也是梦想。作为乡村民办教师，在一批批民办转公办的情况下，她一次次被忽视，像一季的庄稼忘了被收割。大姐是不甘心的，但又束手无策。作家为了大姐一次次放下矜持和自尊，去托关系，去送礼，最终大姐转公办的那天得到的消息却是所有民办都转公办了。大姐赶上了最后一拨转公的机会。是命运捉弄还是天意？大姐转公后两年就退休了，接下来就是无止境地寻找新的活着的意义。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的乡村里有些文化，试图抗争能在那片土地上有所建树的女性。
显然着墨最多的是母亲，作家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描绘母亲。母亲的描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写，在所有游子眼里，母亲的身份总是会被神化。在整个家庭里，特别是农村社会，读后感www.simayi.net母亲的分量有时候是高于父亲的。所以作家没有用劳动来描述母亲，而是劳作。“所以不称女性的劳动为劳动，而是说劳作，这表明着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烦琐”。母亲不仅要忙田里的庄稼，也要忙家中几口人的吃食和家务，还要顾及亲朋邻里的婚丧嫁娶。可以说，母亲这个人物扮演着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母亲是劳作者，也是诗人，她甩开农把式，上岸就是媒人，是管家，是缝纫高手，她就在缝纫机上完成了农家日子的长篇叙事诗，述说着她和乡村女性及其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而母亲也是哲学家。一次误诊后，作家带着母亲去三亚散心。当所有的人都睡了，暗夜里只有月亮的光辉和海涛的声音，而母亲不知所踪。原来她独自一人去了海边，目视大水，背对夜陆。母亲忧虑着说出：“这儿咋有这么多的水。”然后又说：“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困难。”母亲在忧虑中完成了多重角色的转换，母亲说着神，也慢慢变成了“神”。在母亲面前，自己不过是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
在大姐、二姐、嫂子、姑姑、娘婶、母亲乃至其他的女性身上，作者引用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更多地行走在后天和政治、社会、文化的道路及庞大、芜杂的政治广场上。作家认为除了第二性，她们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于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这种特性是独属于中国乡村女性，是女性最鲜明的与其他任何地区、国度的女性都不同的独有之特质。
作家在一系列的女性叙事中书就了对乡村女性，对中原女性，对中国女性群体的概论。她们用自己的命运，还原了生活，告诫了生活，最后理解了生活。这是一种对于女性的景仰，是理解和爱，是忏悔，也是追寻，而绝不是疏远、嫉恨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