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格困局——南渡北归读书笔记1500字：
抗战时间，南渡学者思想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南渡即为暂避敌之锋芒，徐图后计，对战争抱有必胜之信念；二是南渡即为随众而行，避谈政治国事，换个安全的地方研究学习生活而已；三是南渡之时就对战争抱有悲观情绪，有客死他乡只打算。其中陈寅格就是第三类的典型代表，他在情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期盼，又在理智上的对战争态势抱有坚定的悲观，导致他在南渡的过程中精神倍受煎熬，形成了无解的困局。
战与和：
当日本侵华伊始，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就一直就是围绕在中华民族的话题，继而分裂出主战派和主和派，这两派并非以是否爱国为界定，而都以爱国的名义为出发点。其中，胡适即为文化界主和派的领袖，按照他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判断，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继而有“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之前为之”的言论，以这种方式谋求暂时和平，徐图后计。这即也符合陈寅格的观点，只是陈寅格少言政事，一身心事压在心头只能徒有叹气，这态度也使得他在战事蔓延到无法控制之后，还摇摆不定，最后匆匆南渡避难埋下了伏笔。
与这一派主和派相异的是汪伪一派，伪南京政府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曾发表一篇《战与和》的媚日自欺之文，此文核心观点乃是批评蒋介石在抗战开始一直寻求于西方大国（美、英）予以中国抗日支持的行为，借古喻今，称其行为如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辽灭北宋亡，金灭，南宋亦亡，还不如直接于受降于日。如此观点虽说不无道理的，就今日之漠河以北，外蒙皆有此种原因，但就民族立场上说，两者差异巨大，汪系政府，在野时煽动战争，掌权时要大家屈辱求和，缺少的是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忠诚。相较于这批些人，陈的爱国之心甚是高尚，因此而更受煎熬。
北归端恐带来生：
“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南进（东南亚）北进（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中国），而今则日本权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演说。
年这段话现实体现了，37年之41年抗战期间，美帝隔岸观火，国内战线节节西退的孤军之苦，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一连串的前线战报，让陈寅格之类抱有悲观态度的人更加笃定了亡国之命运。在抗战前四年，陈氏一路南逃，38年落脚于云南边陲小镇蒙自。读后感m.simayi.net期间其对自己的来蒙自的目的，有所表露“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此间带有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希望的渺茫，既无心亦无力的无奈。在蒙自期间陈留下一首《南湖即景》，其中两句为“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带来生”，这两句有杜甫《示儿》一样对北归的期盼，但在心灵寄托上，杜甫在诗中寄托于下一代收复山河，陈的诗中则显得无可寄托之对象，而是虚无缥缈的来生，更显得万念俱灰之悲哀。
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
39年春，陈寅格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再各种权衡之后，陈决定赴英受聘，但行至香港，欧洲战事已起，故陈只能在港进退维谷，期间与傅斯年信中说到：“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烦不任，不知兄河以教我”，信中陈对各方情况，国事、家事、私事都不如意，已到无可附加的地步，显得无比无助。这种情况反复直到41年末，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本对香港直接进军，15000年驻港英军继而被俘虏，香港沦陷，陈寅格经历了逃出沦陷区，一路南渡，又被动的进入了沦陷区的窘境。
在香港沦陷区内，陈寅格显示了他无比绝望背后的坚强，和民族气节。在这段期间，曾有日本军队强行征用陈所暂居的一栋楼房，但是全都亦无人敢不从的情况下，陈亦然孤身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争取转移搬家的时间。后日方得知陈寅格学术地位之后，多方笼络，陈亦在节衣缩食情况下“不食敌栗”。种种这些都与其悲观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这就他身上背负的困局，一个无助而又悲观的爱国文人。
在多方努力之下，陈寅格于42年下历经艰辛万苦，最终逃离了出了沦陷区，在一封于好友刘永济的书信中写道“第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可知，陈在沦陷区精神煎熬已到极致。
陈寅格一生的观点是“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自知并非下愚之人，而又不想做上诈之人，生活在那个需要信仰才能活下来的艰苦岁月里，他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困局。作者：休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