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着一个不可战胜的夏。――题记
盛夏，人间最美的时节。彼时，有孤傲的菡萏，在阳光下独自绽放挣脱淤泥的馨香；有不屈的夏蝉，在绿荫里齐声高唱冲破黑暗的赞歌；更有无私的太阳，为苍生而燃烧自己献出无穷的光热。
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家庭，撒哈拉炽热的黄沙和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他坚强的灵魂。我深信，加缪是属于的，“我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因为肺结核，医生宣告他活不过17岁。但事实却是：他不惧死亡，在地中海的白浪里洗涤心灵的污秽，在北非金色的阳光下祛除生命的黑暗，最终背负着这一死刑度过了人生的苦海，只因他坚信：“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为了这份永不褪色的爱，他飘零在自由主义泛滥的欧洲大陆，入目的是尸横遍野，入耳的炮声震天，腐朽堕落的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纳粹德国的钢铁洪流摧枯拉朽般碾过诸多国家。这是一场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但在自由主义粉饰的宫殿之中，加缪找不到出路，甚至看不见光明。如此背景下，《鼠疫》诞生了。
当个人幸福遭遇集体利益，当生存法则与人道主义发生碰撞，当绝望的挣扎成为送葬的哀乐，当死亡的深海处处波澜起伏，你会做何选择？这正是加缪在书中回答的问题。
平静的奥兰城，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如同死神的镰刀，收割着无数人的生命。所有人都面临着荒诞的处境，灾难有如一面镜子，照射出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为了不沉沦，就必须对自己、对所有身处困境的人负起责任。无论是老卡斯特尔、格朗、朗贝尔还是塔鲁，他们都有着这样的信仰：即使世界已沦为荒诞的死亡墓地，光明、幸福似乎遥不可及；即使难渡的滔天巨浪席卷了天地，使整个世界黯淡无光；即使人在嚣张狰狞的罪恶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至于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甚至连侥幸心理也被否定得一干二净，但人的尊严与良知永不泯灭。它们和加缪永恒的思想力量一样，带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以至于他们的哀伤都显得优美。正是这种力量，使他们既不盲目乐观、哗众取宠，也不妄自菲薄、随波逐流。而作为全文主角的里厄医生，更是坦率而直接地表现出一种崇高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在这种信念支撑下永不向绝望、苦难屈服，亦不被荣誉、胜利折辱的伟大人格。他用悲愤的抗争来表达自己对于罪恶最强烈的控诉，艰难探索人类困境的出路并给予痛苦心灵真诚的慰藉，这正是因“热情而冷静的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所具备的品德。
《鼠疫》中的一切都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痛苦、忧虑、无助、绝望以及在自由外表下内心的空虚、孤独。加缪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呼吁：“在一个大火熊熊、哀鸿遍野、监狱林立的欧洲，我们应该立即寻到一种清晰的理性和一种行为的准则。”这是他的宣誓，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付出一切的战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歌，于加缪而言，他的人生，死亡是序曲，幸福是伴奏，唯孤独与苦难中的奋斗才是主旋律。为了追寻真理，他与挚友萨特绝交，孤独如影随形，有如一出悲剧。世界对他的希求没有任何回答，对其所有努力也不予回报，他被剥夺了希望与幻想，即便战争结束，所谓的幸福依旧缥缈无踪，残酷的现实使他明白：生命生而荒谬，邪恶宛如瘟疫，而且像黑夜般永不灭亡。正如《鼠疫》结局所说：“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再次遭遇厄运或是受到惩罚，鼠疫会再次抬头，发动老鼠，让他们在一座幸福的城市中殉葬。”
尽管如此，但加缪仍旧乐观，他说：“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就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因此，他在无尽的孤独与痛苦中歌颂高贵的生命，祈盼一种救世的力量不是神性而是人性以重建被摧毁的道德秩序。人的一生可能是燃烧，也可能是腐朽，加缪的归宿，就是在烈火中燃烧自己，绽放出最后的光辉。生命虽逝，荣誉永存，他在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里，用理性而敏感的笔触，刻画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青年从加缪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筚路蓝缕，独行于世，找寻到人类幸福最后的福祉所在自由人道主义。
加缪曾说：“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一个真正的人从来就不会对未来吝啬。无论是身处苦难之中，还是保持着相对幸福的状态，我们都应如里厄和加缪一般，以悲怆崇高的格调，奏响奋斗的凯歌，将全人类的幸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久远、最强大的精神人道主义，使自己的斗争散发出人性与理性的光辉。在今天，面对现实生活中被迫流放与自我流放的双重禁锢，为着个人的价值，也为了固守社会道德的防线，我们应当做强者以自救。
如果世界是一所孤独的医院，就让我带着病痛与寂寞歌颂生活；如果世界是一座苦难的监狱，就让我坚定对铁窗外太阳与希望的信仰；如果世界是一片纷繁的汪洋，就让我选择净化自己所在的海域。
最美人间盛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