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邂逅鲁滨逊的《新史学》，还是通过梁启超。在对梁的《新史学》做思想探源时，发现逃亡日本的梁在《新史学》中所体现的“史学入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其实并不简单是日本学术氛围的影响。彼时，日本学术著作大多是对欧美史学著作的翻译，而鲁滨逊的《新史学》就是这样影响到日本学者，既而影响到梁启超的，因此在梁的《新史学》一书中，不难发现鲁滨逊新史学派思想的影子。
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令我印象颇深的便是作者对写史的人的看法。人类的历史纷繁复杂，作者这样为历史下了个定义：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无论解释亚述泥版上的契约…或叙述查理五世的御膳都是历史范围以内。”史事之多，以致史料之杂，这对于写史的人来讲，选材无疑是件难事。希罗多德、撒路斯提乌斯、圣西蒙、尤西比阿斯等人留下来的史料或严谨，或漫谈，让写史的后人无可奈何,所以，学会写史，就要先学会选材。只可惜的是，很多写史的人在选材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书中即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本叙述法兰西大革命前夕的欧洲的书，却详细叙说了奥地利内阁大臣的生死年代，可笑的是，作者叙述的事实一点没错，但却让读者抓不到重心，干扰了读者了解重要。虽然作者的观点我并不是都赞同，毕竟记述不起眼的历史可能会对后来人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但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写史的人，一定要知道用批评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并且具有一定的选择材料的素养同上的史料选取情况还见于罗列无关紧要的人名地名。
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不要把政治和军事作为重心。傅利门果断的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传统史学的代表兰克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具有明确的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展的基础。这两种思想的绝对性，即使是不学史的人，也会觉得稍有不妥，略显偏激。我们普通人大都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但过去发生的并不仅仅只有政治与军事，还有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卡莱尔所言，就算离开议会、战场和王宫，那种强有力的思想和行为的巨流，还是会滚滚向前奔流。而大多数人所重点研究的问题，就是对政治的偏心引导着历史研究的方向。政治，只是过去几万年前人类文明产生的相当长时间段内的一个显眼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因此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决不能仅限于此。当然，我个人认为，在鲁滨逊那个时代，研究政治是传统风潮，并没有人对此存疑，只是接着前辈的路往下走，而从今天的现实意义上讲，做历史的人应具有一种创新精神，敢于开拓陌生的未知的领域，研究并揭示一种不为大众所知晓的历史事实。这样做出来的历史，才不是单一乏味的政治史，而是有血有肉、充盈丰满的过去。
在启发大家不走老路的同时，作者提出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公例，而不是个例。比如，上课所讲解的知识中，我们必须掌握的是通识，没有哪个会要求我们掌握所有的特殊例子，但有些历史学家却不会这么想。他们认为，写史就是要给别人看的，那么怎样让别人看呢？他就想尽办法把历史写的津津有味，甚至像写小说一样，把历史事实搞得曲折离奇，惊心动魄，这其中就难免会加入一些主观因素，影响叙述的客观性。这样写出来的历史，的确是吸引了读者，却也是欺骗了读者，比如在某位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把隋炀帝写的荒淫无度，一无是处，唐高祖李渊也无辜躺枪，被认为是无能善妒之辈。这样的观点，给学历史的人看也罢，至少能辨其一二，但若是给初学者看，那便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致其历史认知片面武断，可谓是就得不偿失了。
《新史学》一书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可不是寥寥几笔就能写完的，以上三点的感受，只是对此书阅读的一星半点儿的见解，对此书鄙人还是会继续进行探究，以期获得更多的启示。希望能够与互动交流，以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