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 莫言：过去的年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但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粘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
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
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天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嘛!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
一般都是拙劣的木板印制，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家里的堂屋墙上，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那时侯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
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战。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呼啦呼啦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
我母亲说，年夜里烧棉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因为草好，灶堂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
@电影剧照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
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现在想起来，那硬币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过年时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你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
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有的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那时侯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我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说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地长叹一声，感叹自己的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以瓦罐装饺子都担不上。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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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落叶归根、安土重迁，乡音无改，“认同”是中华文化基因中的重要底色，它代表了精神的安
放，灵魂的相认。在当今这个信仰缺席，灵魂退位的时代，沸腾的欲望乘虚而入成了主角。如何寻
找认同，把心安在何处，拷问着奔走与逃离中的每一个现代人。
童年时，我曾在人潮涌动的机场迷失过。脱离了母语的濡养，处于全然陌生的语言环境中的我
仿佛一个涸辙之鲋，与走散的家人通话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说起了天津话——俏皮活泼的语调，使
我不禁放松下来。我仿佛在用家乡话反复确认着自己的归属，短暂的享受后疯狂想家，那是安在海
洋对岸的心在召唤我的身体。人与人的相识最基础的是地缘，南北差异被永恒地津津乐道，偶遇乡
亲时的乐此不疲，是现代人填补远离故园与认同空虚的方式。
曾听闻一位学者出国后发展了读诗的
爱好，李白和辛弃疾，中文湿润的口感让游子重新遇见了意气风发的自己。家乡与母语，是人的一
生中那一处永恒不变的原点，对它们的认同是一个灵魂所必需的盐。美国收养的中国孩子卧室里的
中国地图，家乡里伫立的老屋，这些符号回应着人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
除了地缘，符号的认同也是人交往的重要基础，没有了人生信念，爱好情趣，人就变成了永动
机器。没有思想的苇草。正是对价值观的思索，对正义与美好的探寻，造就了灵与肉的分野，激发
了被简化的生活表象。与朋友的交往需要对彼此观念与理想的认同；与书友笔友享受钟期既遇之趣，
需要情趣审美的认同；商业合作需要对预期的认同。认同，是社会的粘合剂，是运行的重要契约。
认同不是一致，更不是人生的固化和枷锁。认同的本质是安放，把心安放在何处，何处便是认
同的家乡。《寻人不遇》中，美国人比尔怀特本着对中华
文化精神的强烈认同，走访中国名山大川、文人古墓，他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了归处。《鲁拜集》
中波斯诗人伽亚谟对及时行乐的咏叹，与汉代中国人在《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无常的感喟，表达
着同样的哲思。符号的认同强化家国认同，在不同文化中的美得以昭显时，我们才可以找到心归何
处。
时代无时不变，认同归去来兮。
美文：回娘家
文/郝崇娟
今天是正月初二，又是一个回娘家的日子。
记忆里，我对回娘家最初的印象大概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姑姑到我家，在大灶前烧火。那时，家里没有电饭锅、电饭煲、煤气灶、电磁炉这些厨房设备，做饭的唯一办法就是烧大灶。做一顿饭得有个人始终坐在灶前，不停地往灶里添柴火，所以又把做饭叫“烧火”。
当时我还想，姑姑是来我家走亲戚的，怎么能让她烧火呢？姑姑则说：“走娘家嘛，我就愿意烧火！烧火做饭是咱老百姓的看家本事。给娘家人烧火，好啊！”风箱不紧不慢的拉着，火苗徐徐窜出，映着姑姑的脸，那可都是满足和踏实。我心想，“原来走娘家就要烧火？我才不愿意烧火呢！一烧火，柴火灰、锅底灰的，还指不定抹到哪里呢，脸上、手上、身上，到处抹得脏呼呼的。”当时，我并不能真正理解姑姑的心思。
结婚之后，只要可能我就尽量自觉的往厨房里钻，我得当个好媳妇。时过境迁，此时我也对回娘家也有了新的体会。春节回娘家是一件重要的事，在我们家乡，嫁出去的闺女就算平常工作再忙，路途再远，春节也一定要回娘家一趟，一则孝亲，二则慰藉思乡之心。要是过年都不走娘家的话，左邻右舍就难免会指指点点。
由于嫁的近，我回娘家是家常便饭。然而，即便嫁的再近，春节回娘家仍是我新年的头等大事。我的家乡大年初一一般不出门，初二走的头一桩亲戚，必然是娘家。闺女的娘家、老公的丈人家、孩子的姥娘家，还有比这更亲的亲戚吗？
走到村口，大娘亲切的和我打招呼：“燕子（作者乳名），回来了？”一句话问的我心里一阵暖流！到别处省亲，人家都问：“燕子来了吗?”只有走娘家，人家才会用“回”字啊！娘家，娘家，有娘的地方才是家。娘啊，无论闺女走到哪里，你都放心不下。闺女走到哪里，都割舍不下对娘的牵挂！娘家，是生我养我的村庄，这里有我牵念一生的爹娘，是我永远的家！
到了家，一家人乐开了花。娘忙着接孩子，爹笑着等女婿磕头，弟弟忙着摆酒席，弟媳则拉着我的手叙旧……结婚十年，虽然每年春节都走娘家，但每逢年关，想家的情怀总是只增不减。不同的是看到儿子渐渐长高，亲人们彼此感叹岁月流逝。我每每看到爹娘两鬓的白发，心里总默念那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于是便暗下决心：探望爹妈应该更频繁一些。
爹娘养儿女从不图儿女回报什么，就盼儿女一生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我们做儿女的也都为人父母了，深知父母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所以我们更应该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多加孝顺，纵有一万个理由，也要忙里偷闲，常回家看看爸妈，与他们说说话，听他们聊聊过去、现在和他们憧憬一下不久的将来。
现在想想其实天下女人的心是一样的。不管姑姑、我，还是像我和姑姑一样已经出嫁的姑娘，我们对娘家都是一样的感情，回娘家的心情都一样迫切。娘家是我们共同的根，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走到哪里，娘家都是天下所有出嫁的姑娘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娘家永远都是我们心灵深处最浓最重的情节——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我喜欢鞭炮的声音，尤其是此起彼伏的时候。或急或缓或高亢嘹亮或低呤沉闷的声音仿佛是一首交响乐，在年与年的交接中，在广阔大地上奏响。若是其中杂着烟花绽放，五彩斑斓地把天空晕染，幸福感就更强了。恰如有一年除夕，在太原的家中吃过年夜饭，又启程回浙江。在四川航空的航班上，看烟花从北到南绽放了半个中国，感觉非常温馨。
其实，所有的偏好都是童年培养的。在我的家乡，年是最有仪式感的节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年就是可以穿新衣吃肉的日子。而鞭炮则是迎接新年的必备，似乎年是乘着“二踢脚”的声音来到人间的。年三十前，屋内屋外须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不论之前做了多少准备工作，三十当天，妈妈还是要从早到晚忙碌不停。年画经过一年的风尘，发黄变脆，该换了；窗户纸也要在年三十换新，并贴上漂亮的窗花；衣柜不够亮，要用蓖麻来擦油漆才会象新的一样。三个孩子的新衣服要准备，大年初一的饺子馅要备好。无论白天忙的碌多久，妈妈还是一定会在十二点前倒最后一点垃圾的，因为，青砖砌的地面，无论如何还是会从砖缝之间扫出灰的。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虽然还是老旧的青砖房子，却显得熠熠生辉。
我家住西厢房，爷爷奶奶住正房。西厢房的年画还是与正房有所不同的。正房贴的画叫做绘绘画，印象深刻的就是梁红玉、樊梨花、穆桂英等古装连环画，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有时二张一套，有时四张一套，每张对开左右有8幅图案。看过年画就跟看了小人书一样，大致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色彩也是喜庆的红色居多，传递的也往往是热爱国家、英勇无畏的价值观，他们带给人的，都是崇尚正义、不屈不挠。西厢房贴的年画就是单幅的人物或风景或老虎，再晚些就是港台明星的挂历了。有一年，妈妈买了三幅年画，两个女孩子的，一大一小，年纪小的一个脸比较圆；一个男孩子的，似乎穿的是弟弟也有的海魂衫？年纪与弟弟相仿到是确切的。
用妈妈的话说，就是给我们三个人买的。所以，那一年，我就会更喜欢那个穿着红外套的圆脸小姑娘的画。妈妈说，我小时候脸是圆的。可是，除了周岁一张照片外，我的第二张照片已经是小学拍的证件照了，其时已经不是圆脸了。我爹则会在年前作很多准备，十几斤的猪肉羊肉要备好，如果没有提前买好，到年关将近时，卖肉的小贩就会漫天要价。有句俗语“二十七八，逮住就杀”，说的就是东西到年前一两天就贵的离谱。但是，肉是刚需，再贵也要买一点的，大不了少一些。“肥正月，瘦二月，恓恓惶惶过三月”，正反映了人们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对年的重视，即使全年生活都会艰难，正月里的年还是要让人感觉到富足。
在吃食方面，爹还要拿家中的黄豆去豆腐坊里磨豆腐或换豆腐，骑着二八自行车，后座支个木棍，木棍两头各挂一个银白色的大水桶，桶里就是白白嫩嫩的豆腐。之所以会有这个印象，因为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爹骑着自行车带着桶，老远就问他干什么去了。豆腐带回家后倒到盆里，只消过一个晚上，就变成冻豆腐，大盆表面会结一层冰。要准备的还有灌肠和糕，都是很费体力的活。比如灌肠，是我家乡的称呼，如今更大众的称呼是碗托。须将荞麦面和以猪血，不停兑水搅拌，待到面糊浓度适当，再一勺一勺倒到专用的盏（浅的碗）里，大火蒸熟。
一个环节不到，很可能就失败了。和面加水多少、什么时候加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包年糕本是将糯米粉蒸熟再包以豆沙红枣等，而面皮同样需要在刚刚出锅的时候，以手抹油反复揉搓，直到面变得精道不粘手，这些需要在刚刚出锅的烫手的面团里进行，待到温度变低，又会达不到要求。上述这些工作都要爹来完成，而面盆是超大的，往往是十几斤面的量。在这些繁复的过程中，过年的美食出炉了。大家也更加珍惜这些一般只在过年才吃的食物。有时亲戚来往，也会互相赠送。
我们可能参与的，除了做些打扫的辅助工作，就是贴对联了。春联是一件大事，只有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了红艳艳的春联，才表明这一家做好了过年的准备。爹要提早准备好红纸，去会写春联的老人家家里，排队等候，钱是不用的，但要准备些小礼物。现在在南方，年的传统可能本就没北方那么讲究，又随着社会发展，年味越来越淡，甚至过年的时候，大门的春联也经常是不贴不换的。而那时的故乡，只有家中老人去世，为表孝道，才不贴春联，或贴其他特定颜色的春联。现在似乎也是这样。
贴春联前，在厚厚的一摞红纸里，要根据春联的形状、大小、内容区分是什么地方的。春联的内容因其位置不同而同。每一个宅院里，正房当中是天地爷的位置，需布置的十分隆重，对联也有内外两副，内容记不清了。进大门的照壁是土地爷的位置，两侧对联是“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厨房是灶王爷的，对联内容为“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意味让灶王爷多多讲好话。动物植物也一并要欢欢喜喜，所以它们的“宅”也要用所表示。后院的猪圈贴着“猪羊满圈”，院里的鸡窝贴着“鸡肥蛋大”，房中的谷仓上贴个无论正看倒看都是“有”的字或“谷面满仓”，院中的自来水管上贴着“水似南海”，门口的大椿树上贴着“树王大吉”，当然关于臭椿树何以成为树王，姐姐也是会给我讲个故事的。
出门正对的地方要写“出门见喜”，当然也可以写若干个“抬头见喜”贴在你可能会看到的地方。街门房门后门等等对联是必备的，当然内容多是寓意美好的，而在大面积空白的地方，或者门正中央，还可以贴斗方，就是写福字那种方形的纸，书有“勤劳致富”“人勤春早”“新春大吉”等。初中时，爹把写对联的重任交给我，其实我根本是没有学过书法的，但是也很大胆地完成了爹的重任，那时会喜欢自己创作对联，大方地贴在门上。字总是没有名家字体的中学生字，内容也是由着自己的想法，现在想来也是挺自信的，而父母总是会不吝表扬的给我们以自信的土壤。
贴春联开始当然父母是主力，后来我们也参与，后来我们成为了主力。北方天冷，年三十更冷，有时伴着大风。白面做的浆糊用刷子刷到墙上，马上就上冻了，所以一人刷浆糊，另一个要立即将对联贴上去，抹平整。因此，整个贴对联的过程也是紧张的，而手因为暴露在空气中，往往会冻麻木。更有些年份，因为风大，前脚贴的对联，后脚就被风扯的残缺了。而当晚上来临，所有的灯亮起，饺子在锅里翻腾，灶台上热气氤氲，写有祖先的牌位已经就绪，满院子都是红通通的新对联，间或着远近的鞭炮声响起，满怀期待的年就要来了。在我的家乡太原，还流传着点旺火的习俗。现在随着拆迁，农家小院渐渐被高楼林立取代，旺火也无处可点了。
小时候，院落中央会放置一堆木柴，间以碳块，再特意放些山里采来的柏树枝，据说柏叶是可以辟邪的。条件好的人家，以蜂窝煤垒成塔形，高矮都有，有次看到比我还高的着实吓了一跳。待到电视里春晚开始倒计时时，大人小孩都跑到院子里，我爹放“二踢脚”，弟弟放小炮和胜利花等小礼花炮，和着左邻右舍的炮声，齐齐地奔向天空。那些憧憬、欢乐、喜悦就都来了。十二点准时点然旺火，火里柏树枝散发出好闻的香味，伴着噼噼啪啪的声音，火光也冲向天空。有一年，爹感觉心情舒畅，似乎是迎来了家里转机的一年，放了好多大木柴，旺火冲起很高，火光中映照着我们的笑脸，还有温暖。
点旺火也是接神的开始，旺火燃烧中，神仙似乎乘着烟到了。爹开始燃起一把香，依次给天地爷、灶王爷、土地爷及祖宗牌位上香，希望神仙和祖先一起保佑家宅平安、家人幸福、子女成才等。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最强烈的仪式感了。待到大年初一，我和同学们满大街逛，结果看到别人家天地爷前供着的居然是整个的猪羊，令我颇感震惊。而我家只是供了些饺子。我回去问妈妈，她说条件好的人家供得起，不过供什么，诚意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是对的。
从外出求学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年的仪式也渐渐变得模糊甚至不复存在。也许是美食过于丰富而且得来太过容易，也许是新衣服只要有心情都可以买，也许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习俗被认为不合时宜，那些藏在记忆中的片段，也只会偶尔泛起，比如快过年的时候，提醒我过往的岁月，我们曾经是如何地期待美好的生活。当然，现在依然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