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读后感4000字
这本书是任志强推荐的，是他弹药库中的尖货。仅仅粗略翻看一遍，受益已是颇深。按照自己的理解总结一下：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内核就是三个事情：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如何创造财富？调动人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做到耕者有田，工业者有订单。如何分配财富？这涉及到财富和资源的配置、税收和福利。如何消费财富？这里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
具体分析，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什么？是人，是土地，是劳动工具和生产材料。周教授不厌其烦的例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引出，“最重要的人力资产总在人身上，努力、积极、责任、创造、学习等等，天然归个人控制”，这一根本性的要素。大锅饭、同工不同酬、同酬不同工都是这一要素的天敌。要调动这一生产要素，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要充分调动这一要素，那就必须确认财产权，开放从业市场。关于分配财富，周教授推崇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问题（财富资源的流通所涉及的所有环节消耗都是交易成本）。对于国家来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哪一种方式成本更低、资源配置更有效，就采取哪一种方式。这其实和主义没有关系。消费财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而投资又和财富分配挂上了钩。
改革的问题。
1、不确定的财产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民土地权利。“人们宁愿把时间用来念叨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还有什么人地关系紧张，也不愿意哪怕想一想下面这件简单工作的意义。这件工作是，为已经落到农民手里的财产权利，立一纸文契”。因为没有确定的财产权，所以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农村土地纠纷，影响社会稳定，导致阶层撕裂。农民的财产无法变现，应得资金作为农民的资本不能投入社会生产中，农民无法完全从农村抽离进入城市，城市化节奏放慢。土地不能有效交易，农业也不能进行规模化生产，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节约的交易成本和红利在当下已经没有了，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2、未完全开放的市场。
国企病和民间投资难，是市场开放度低的问题。开放市场是做到市场充分竞争、资源充分分配的必由之路。国企民企外企自由竞争，让社会经济收益最大化。
3、计划经济思维桎梏。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好社会经济，是因为其根本没有考虑实际运行中种种运行成本，实施体系本身耗费的交易成本太大。虽说，我们现在没明显的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思维却一直伴随左右。各种行政垄断，觉得给市场做就会乱，觉得我不管这个行业、这个事情就会乱，以至于把管理的手伸入市场的每个角落。种种这样的管理思维就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余孽。
虽说近几年城市化率上升很多，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属于“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情况。制约城市化节奏的还是计划经济思维，当权者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牢不可破，农民就是农民怎么能轻易变市民呢？
脱离行政权力系统就不正规，这差不多已成为我国不成文的“宪法”。更多的人认为，捧着体制内的饭碗才叫工作，其他的都叫打工。相对应的，搞得好的行业，都是国家和国企没有束缚和参与的行业，比如说，新兴的科技行业。而国有垄断的行业，都在负重前行。当然还有在垄断条件下赚取的高额利润的，然而，这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究竟是什么含义？
房价高企引发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城市化需求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没有将市场化和福利保障住房分开发展造成的；一方面是民间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造成的。靠有限的红木、古玩、字画、核桃、串珠难以撑起投资的领域，让蒜你狠、豆你玩来支撑投资，严重影响国计民生。“非要把投融资体制改革到位，非让市场的相对价格机制更充分发挥作用，非全面重新界定权利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4、税费问题。
“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这是周教授十几年前就提的，估计现在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顺差咋还不好了呢？全球化分工，得给其他国家留口饭吃，这不，连米国都急了。
5、明确权力的边界。
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比如说，对网上金融的制约，对网约车的制约，对小产权房屋的制约等等。
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因为，政府确实在参与市场运行。在台面之上之下，权力搅动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离开有效的约束，行政权力进入了市场，贪污腐败和低效浪费就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性的问题了。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二、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阻力是什么呢？我们通常都会说，是既得利益者从中作梗。书中提到了一个影响因素，“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深以为然，不过不好说，这是思想的阻力还是既得利益的借口？
1、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论断：“现在人们一般承认20世纪80年代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地位。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干部的，说服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用党中央的权威肯定改革的路数，启动合法承认改革的程序。这个经验说明，离开了“官场”的一致认识，仅有底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远远不够的。”再次深以为然，而且目前许多的政策文件解释，都还是这个作用，教育说服政府干部。
2、“当年要开放，也是这个行业说开不得，那个行业也说开不得，反正谁都说不行，否则就天下大乱。龙永图讲过，WTO谈判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美国人谈，而是跟中国人谈。”
3、虽说权力实行民主集中，重大事件集体决策的制度。但是并不妨碍，政策和工程成了一把手政策和工程，相应的政策和工程能否造福人民和社会，那都得看这个一把手的能力水平和造化。是怪那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的人”，媚上而没有主见的去工作呢，还是因为行政体制使然，你不得不这样工作呢。
4、由政府对某些产品、某些产业，甚至某个公司施加直接的干预。这实际上只能使“结构问题”变得更加层出不穷，甚至也在客观上摇动了人们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共识和决心。因宏观失衡而增加微观上行政管制的长远代价，是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三、改革的关键
1、继续解放思想。
思想解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关键的条件，没有之一。改革开放初期有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我们现在还可以这么问：开放市场、开放言论、束缚权力，难道真的就危害社会主义吗？
今年国进民退，民营经济发展预期的波动，可是在法律法规基本健全的基础上发生的。看来，根本还是法大与权大的问题。再深入，还是要确定权力界限。事情本身在现时不会对参与者有什么利益影响，但是它所反映的事态走向，影响参与者对今后的预期和决策！
中国竞争力的提升是制度成本下降驱动的，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2、实事求是。
周教授说：“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的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般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力量。
3、束缚权力。
我国传统的国家组织文明本就是行政等级维系的，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比较发达，唯独基于自由契约的市场组织远不够发达。从权力重新界定的角度看，未解决的问题一点不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少，私产界定半半拉拉，公权约束甚至没有破题。所以，今后“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
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又一个精彩的比喻。
中国遇到的困难有多重由来，对症下药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体制性障碍涉及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对经济行为影响极大。在货币政策已放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出台之际，需要体制性政策靠前，才能激励人们的创业、投资和工作意愿。否则，修成了路却没有人和车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耳熟能详：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