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细说商业史（套装共5册）》读后感800字
到了公元前360年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民众富足起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中产阶层，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商人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当“强国”成为唯一目标之后，如何看待商人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一个很敏感和关键的命题。
商鞅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在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