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读后感3500字
吸引我阅读本书的最重要的因素源于本书作者，刘鹤，当前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师。阅读本书过程中，正值两会期间，刘鹤被任命为分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央行行长由易纲接替服役15年之久的周小川，中国的金融风险与政策也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本书在今天读来显得尤为重要，对理解当前的中国金融状况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中央财办邀请了央行、银监会、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多家金融研究机构，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并作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综合研究后，于12年年底完成了总报告，这正是本书的由来。
两次大危机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 全球经济格局不同；2. 全球化程度不同；3. 人口结构不同；4. 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制度不同；5. 危机传导扩散路径与速度不同。
相比不同点，两次危机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过度杠杆化、信用膨胀、过剩产能、贪婪、恐慌等关键词运用在两次危机中都恰如其分。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是发生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周期之后；危机爆发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信贷膨胀，市场弥漫着过度乐观情绪，大众心理处于极端投机状态；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两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少数人占据较多的社会财富，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两次危机都处于金融监管大宽松时期；发达国家采取民粹主义倾向政策成为危机的推手；两次危机之后都直接催生了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
两次全球大危机都是由一系列因素叠加而导致危机一步步扩大的，我认为，在这些原因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是两次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1929年的股市泡沫导致股市暴跌，以及2007年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引发次贷危机，都源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用膨胀，从而不断推高资产价格，一旦货币政策收紧，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从而导致金融体系大崩溃，进而传导实体经济引发衰退，进一步扩大金融危机影响。正如弗里德曼在其巨著《美国货币史》中指出，美国从南北战争到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历次金融危机前都出现过货币超发的现象。
本书从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演变路径以及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某些观点在学术界尚有争论，尽管大萧条距今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一直争议不断，不同经济学派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经济，而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派则认为，经济恢复是市场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罗斯福新政干预了市场机制，反而拖慢了经济恢复的速度。书中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的看法我比较认同，比较好地阐述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相比较两次危机的对比研究，我认为本书的最大看点是对两次危机的反思以及如何防止我国发生类似危机的对策，正因为本书编撰者对我国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和决策力，书中很多思想在本书出版五年后的今天都付诸实施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了，我简要梳理下若干政策：
1. 书中指出“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货币政策”，2016年央行有目的性的缩减外汇储备接近一万亿美元，使得货币政策由宽松型向稳健性转变。
2.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正反应资金供求价格，实现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及形成机制”。2013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2015年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经过差不多20年的时间，中国已经结束了利率管制时代。
3. “中国的金融监管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中国是分业监管制度，一行三会分别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监管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业务的责任”。就在本轮机构改革中，银监会与保监会的合并意味着混业监管向前迈进了一步，我相信一行三会融合混业监管在刘鹤的推动下会逐步实现。
4. “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将人民币纳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为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前路依然任重道远。
5. ‘应当纠正凯恩斯主义者视政府干预为常态的做法，而要把市场调节作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政府干预只能应用于大萧条、大危机这种特殊时期“。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金德尔伯格曾指出：“历史是个别的堆积，经济学是共性的总结”，金融危机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每次危机的进程都惊人的相似。距离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站在2018年两会的时间节点上分析中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历史似乎又在重演。我粗略的总结了几条：
一、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于08年底推出“四万亿计划”投资基础建设，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及近乎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美元泛滥不断流向新兴经济体，同时中国对美国连年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以惊人速度不断攀升，2006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万亿美元，2014年6月，外汇储备竟攀升至四万亿美元规模，巨额外汇储备导致M2被动投放，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十八大上任伊始提出“过多的外汇储备不是一个好事”的原因所在，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央行有目的性的降低外汇储备，全年减少近一万亿美元，也导致人民币汇率相应贬值。查阅近几年货币资料发现，从2008年末至2012年末，仅四年的时间里，M2激增了50万亿，几乎翻番，M2/GDP比例已高达2倍，而美国M2/GDP比例维持在0.7左右，货币印发规模相比GDP是美国的3倍，货币超发可见一斑。美联储目前正处于加息通道，在未来两年内大概率有7次左右的加息，货币政策收紧将会是常态，美元回流，利率上升，汇率压力都意味着巨大的考验。
二、产能过剩、实体经济衰退。政府干预主义导致基建行业过分繁荣发展，电力、煤炭、建筑、化工，矿石、有色金属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当前“去产能”的原因所在。货币超发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成本，制造业成本高企，面临东南亚转移困境。实体经济不景气，资本“脱实入虚”，抬高虚拟经济价格，实体经济更加一獗不振。
三、房地产价格泡沫，一线城市房地产年租金回报率不到1.5%，远低于国际上5%左右的正常水平，有意思的是，书中明确提出要防止房地产价格泡沫风险，本书完成时间是2012年，而五年后的今天，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已增长两三倍，积聚的风险更大。当前中央政府宣扬”房住不炒“的口号，背后其实是防止房地产泡沫继续扩大，从而产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当前主要对策是冻结房地产交易量，从而达到稳定价格的目的，为建立长效改革机制争取时间。
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北京大学在调查报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指出，中国1%的家庭占有全国33%的财富，基尼系数是0.73，远超国际公认警戒线。根据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直接税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而间接税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直接税的占比过低， 间接税占比过高， 导致整体税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较差。货币超发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使得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这进一步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正如本书中强调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两次危机的前兆”，正因如此，刚过去的政府报告中指出要“发挥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作用”。
五、债务危机十分严重。据时代周刊2017年年中估算，中国总债务已高达33万亿美元，是GDP 的三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新兴经济体的普遍负债率为GDP的184%。中国的整体债务率显然远远高于新兴市场的正常水平。几个月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8年以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在于，中国的债务负担过重，这在未来会明显的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中国的债务整体负担不仅过重，而且企业债更是其中风险最高、负担最重的一个部分。债务负担过重正是”降杠杆“的根本所在。
六、影子银行，”首付贷“、银行表外资产、信托基金、P2P等等金融风险危机四伏。政府现在重点提高了这方面的监管，加强了风险控制，但仍然存在较大真空。
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问题与前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原因是如此的相似，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能否软着陆的争议不绝于耳，李克强总理在刚过去的两会答记者问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我看来，这次危机其实是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错误的货币政策迟早都会带来更大的代价，危机从未离去，而是在酝酿更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