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读后感2800字
关于无知的恶和平庸的悲
面对荒诞和恐惧，生命可以脆弱不堪，也可沉默以对，或缠斗不休、自我救赎。那些真实且鲜活存在着的人里，大概是有加缪、柴静这两个名字的吧。
加缪的作品属于上帝视角，俯瞰着人间和社会。那些无名集合体的喜怒哀乐之于加缪，是一种值得观察的现象，细致地加以分析，但吝于主观揣度。这里有一种当代新闻人的职业态度，客观呈现而不妄加置评。当然思想家都有一种直击本质的语言习惯，这不能怪罪。在小说开头对奥兰市的描绘里，用到了“丑陋”，“自以为是的平静”，“市民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赚钱、挥霍余生”，“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总之就是集体无意识的追求物欲和肉欲直至生命终结。在鼠疫这场灾难里，从初见端倪人们的麻木与怠慢，到席卷全城后的猝不及防，盲目绝望、逆来顺受，到最后鼠疫悄然离去的心有余悸，最后的集体狂欢。加缪的手法一直在以客观的角度，冷眼旁观着人们对命运的麻木和怠于思考。鼠疫的先兆—老鼠的大量死亡，仿佛暗示了生活中，那些虽然特别明显，但依然无法引起人们重视的潜在的规律。鼠疫或许是一个隐喻，暗指命运中无处不在的灾难和危机，它们并非没有先兆，并非不可避免或逆来顺受，而是可以预防，加以阻击，并且最终战胜的。当然，加缪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他就不是加缪了。在更多的篇幅里，加缪把鼠疫作为一种不可抗力的灾难本身，去描写人们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境下，做出了什么样的被动反应和主动选择。作为文学作品本身，加缪的写法是不谄媚的，他更希望营造一种客观的场景，让读者体会一种处于白色恐怖中的“窒息感”。
在这里想起柴静在她2013年出版的书-《看见》里的第二章:《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里，对08年北京非典时期亲身去隔离区采访的记述。里面有一些段落对我很有触动，在这里分享:
“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 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柴静在后面说，那时候她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
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柴静后来在洗头的时候摸到自己脖子上的血管，感觉那就是最原始的东西，“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加缪也许是通过半虚构描绘出来的恐惧，而柴静是切身经历了恐惧，那种给生命带来随机的、毁灭性打击的无形力量，言语和挣扎在它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活着变成了一种最原始的状态，活着就是活着。所有欲望被这一种欲望取代，尊严回到了它还没有被发明的阶段。
有人认为加缪表达的是人道主义，因为整个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里厄医生，既是一个脱离了集体无意识的人，比如加缪在描绘里厄罕有的心理活动时这样写道：“他感到了一种对于友好接触，人类温情的需要。这是愚蠢的本能，里厄告诉自己。”；又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他奔波于城里的病患家庭和政府决策会议之间，试图拯救患者、以及安慰那些陷入恐慌的脆弱的人们。个人倒是觉得，正因为里厄医生没有陷入一种竭嘶底里，他身体里流淌着的那种，平静地接受命运的、柔软的坚韧，才是值得注意的力量。也许我们也可以借用柴静的话：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以此来解释里厄的行为或许非常合理，但个人认为这只是一定比率上的合理。因为还有一个词叫做职业道德，或者职业惯性。就像柴静说，将来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记者不能因为危及自身安全就放弃报道真实，就像医生不能因为有传染的可能性就放弃接触病人。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小说中那些人性光辉闪耀的时刻，也就是说，那些“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也被加缪白描了进去。那些人物，如循规蹈矩但以文学创作为怯懦理想的公务员、或灾难面前只想用幻觉式的自我救赎逃出城去的鲁莽记者、或信仰笃定慈悲为怀的神父、甚至时刻自律反思与怜悯的“圣人”塔鲁，都在这场瘟疫中多少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变化。加缪在这里并不是想强调什么，而是在环境与人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切入点：人在达到一定量级的震撼面前，是会改变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的。当然，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走向了一种倾向于光明的自我救赎之路。科塔尔看似是一个例外，所以鼠疫看似从客观拯救了他的生命，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对他的救赎。那段时间只是加重和延长了他内心潜在的恐惧而已，也放纵了他之于自己的罪孽。短暂的生命喘息和资本积累，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内心上的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最后写到：“所有在鼠疫中死去的男男女女，死去或是有罪的，都被遗忘了。但是鼠疫杆菌决不会完全死亡或消失……它们潜伏者，等候冥冥之中的指令或人类的不幸，唤醒它的鼠群，送它们去某座幸福的城市播撒死亡。”我们可以说加缪是承认希望和乐观的，但他更是冷静的，他否定盲目的乐观。我想他是看到的，那种客观的灾难和平庸的恶绝不会消失，它潜伏在个体的本能和群体的非理性沉默中。在一个并没有解释的时间点，它会反复出现反噬人类自身。所谓自我毁灭和救赎，预见是和麻木相对立的一种，但也不可幸免，甚至更为悲壮。
写到这里，音响里播放的是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曲名看似消沉，但乐曲中交替出现的那些轻快而明亮的节拍，一支骄傲得发亮的长笛在那节奏之中兀自流转，带我进入了小提琴齐舞的优雅与和谐之中，这和谐中竟还裹挟着万钧之力，敲击着我蒙昧的内心。乐曲虽以深邃沉郁的色彩开头和结尾，但西贝柳斯仿佛在对我们说，人间本就是一场命运更迭的戏剧，我们有权利在任意的时间点里跟随剧情陷入一种情绪或思维里，但如果因为惯性而脱离了悬置的活跃状态，便失去了生命本来应有的那些可能性，也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面对荒诞和恐惧，生命可以脆弱不堪，也可沉默以对，或缠斗不休、自我救赎。那些真实且鲜活存在着的人里，大概是有加缪、柴静这两个名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