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明妃初出汉宫时， 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 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 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 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 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 人生失意无南北。
此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当时，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皆有和作;前此年余，刘原甫(敞)也写过《昭君辞》，梅也和过。
北宋时，辽、夏“交侵，岁币百万”(赵翼《廿二史劄记》)。景祐以来，“西(夏)事尤棘”。诗人们借汉言宋，自然想到明妃。梅、欧诗中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当时的施宜生、张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辽、夏，为辽、夏出谋献策，造成宋的边患。所以，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甚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近代高步瀛还是说他“持论乖戾”(《唐宋诗举要》)，其实也没有读懂此诗。
明妃(王昭君)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太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当然，“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之“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一个转折连词“然犹”，即“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这能说明什么呢?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 我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珮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王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的比梅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言，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 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前面已经说过，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女之失宠与士之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故自司马相如《长门赋》至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许许多多的《西宫怨》之类，大都皆写此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本已先王安石而言之，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 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谓“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以政治偏见论诗，自难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