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说过一句话，人用三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沉默。一位外国作家，竟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可见说话实在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季羡林先生已经去世多年。近日偶翻他的《牛棚杂忆》，忽然就想起了以前在电视上曾看到过朱军对他的一次访谈。当朱军问到季老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时，季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大意）。朱军追问，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真话不能全说吗？季老眨了眨眼，反问他一句：你说，能吗？场面顿时尴尬起来。朱军沉默片刻，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不能。季老淡淡一笑，没再说什么，表情里写满了世事沧桑。
这个画面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或许这就是一种现实吧。记得作家李洱说过一句话，这个时代，严肃的思考仿佛也是一种罪过。当我们习惯了在一个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充斥着假话、空话和大话的环境里生活时，说真话往往就会成为一冒险，弄不好还会召来无妄之灾，杀身之祸。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种看似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论你说是一种生存智慧也好，或者是一种世故圆滑也好，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虽然，我们的主流媒体也曾一再宣传和提倡过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说假话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标准由谁来评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更何况中国的历史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年代也并非一例，有时候真与假、黑与白也会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当“强秦”“苛秦“”和“暴秦”都会被美化为仁义和正义时，真与假又该如何判断呢？尤其是当说假话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还能够攫取种种利益、获得种种好处时，谁还会选择说真话呢？你是不是很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如果能做到季羡林先生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前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先生生前也曾极力提倡过“说真话”，还痛心疾首地写了好几本提倡说真话的书。事实上连他自己都做不到，他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罢了。
据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讲，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要骗人》，叙述了这么一件事：在一个冬日早晨，“我”碰见一位为灾民募捐的小女孩儿。鲁迅心里清楚，这种募捐往往最后不可能落到真正的灾民手里，完全没有意义。但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他能告诉她募捐没有意义吗？显然不能。不但不能，而且还要鼓励她说，你做得是对的，这件事很有意义。当“我”把身上的零钱交给小女孩时，小女孩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代表全体灾民感谢你。“我”看着小女孩走远，手上还能感觉到小女孩手的温暖。但正是这温暖，像火一样烧灼着鲁迅的心，因为他言不由衷，实际上是欺骗了这个孩子。但是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我们能够把我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
钱理群教授为此感慨道：我每一次看到这篇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有谁像鲁迅先生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深层的困境呢？
确实如此，真话往往是赤裸裸的，从不掩饰，会令人难堪甚至愤怒；而谎言总是披着一件美丽而迷人的外衣，堂而皇之，令人陶醉。这或许就是人们更愿意说假话的原因吧。有人说假话大话可以提升自信、鼓舞人心、凝聚士气，带领我们齐心协力干大事。我从不相信靠谎言和欺骗就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说出真话，不敢正视自身的缺点，一味靠假话大话和空话来蒙敝人心，愚弄世人，只不过是自欺人罢了。如果靠说假话就能进步，我们恐怕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超英赶美了吧。我们要革除生活中任何一种陈旧的、腐朽的东西，都不会那么轻松自如，都不会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自然而然。那些陈旧的、末落的、不合理的、腐朽的东西往往并不那么轻易清除，总还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抱残守缺、负隅顽抗，千方百计用各种谎言来粉饰和欺骗。人类的历史往往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教训，当人们在假话和空话中沉醉太久太久时，才会突然发现说真话的宝贵。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代。比如顾准、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敢于揭示事实真相，才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身陷囹圄，受尽摧残，最后为追求真理献出了生命。因此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才会说，一句真话的力量抵得过整个世界。
其实每一次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变革，都会有人要付出代价。如果怕付出这个代价，那就只能选择沉默或迎合，与世俯仰、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总还是需要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敢于仗义执言说出真话的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准确判断出我们当下的生存真相，不如此我们就无法激发改变现实的信心和决心，不如此就无法推进社会的真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