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在1944年，如果活到现在，他78周岁了。可是，他在58岁那年就患病去世了。
父亲12岁之前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对他的了解，是从1956年，他12岁那年开始的。
1956年，所谓的苏联水利专家，要在河南省三门峡修建黄河水电站。中国的水利专家中，只有黄万里一个人站出来说：黄河中下游泥沙巨大，不适合修建水电站。如果强行修建，河水倒灌，泥沙淤积，水位抬高，水电站上游的百姓肯定会深受其害。
那时候，中国学术界一切都听苏联专家的，黄万里一个人拗不过他们，三门峡水电站还是批准修建了，水电站上游所在的陕西省朝邑县、平民县百姓全部搬迁。后来我看到统计数字，当时被迫搬迁的，有28万人。
朝邑县、平民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土壤平坦肥沃，而他们被迫搬迁到的，是宁夏、甘肃、内蒙、陕北那些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他们没有领到一分钱的搬迁费和补偿费，背井离乡，拖家带口，来到陌生干旱的地方，重新开垦土地，修建房屋，挖掘水窖，储存雨水……
我家从朝邑县搬迁到了陕北黄土高原南麓。
这一年，奶奶已经去世了。
爷爷无法带着儿女们一起搬迁，就让大姑匆匆嫁人，嫁到了陕西省大荔县埝桥镇小营村；把还没满一周岁的小姑送人了，送给大荔县韦林镇马夫头村的一户人家。然后，爷爷挑着扁担，扁担的一个竹筐里放着所有家当，另一个竹筐里坐着小叔，就这样一步步走了几百里，走到了后来我出生的那座村庄。
那座村庄，地处黄土高原，土壤贫瘠，干旱少雨。
爷爷在土崖上挖掘山洞，全家人像原始人一样住在山洞里。现在，总算有了一块落脚之地。
（我家的土窑洞，我就出生在右边第二个窑洞里）
在后来父亲对我的讲述中，那时候最显著的两个特点是：饥饿、狼多。
因为是大集体生产，生产队统一下地干活，效率低下，又加上干旱缺水，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的粮食打下后，交过了公粮，留下第二年的种子，就所剩无几，根本不够生产队的社员吃。
因为饥饿，野外能吃的东西全都吃光了，还没有成熟的柿子，各种野菜，各种野果………
有一种野菜叫刺角，深绿色，叶片边缘长刺，连猪都不吃。但在那些年，野外的刺角都被人吃光了。刺角的学名叫做小蓟。
生产队里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夜盲症是因为肚子里缺营养导致的。还有人正在走路就倒下去了，没有力气走回自己家。
一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叫雷双侠，有一天不来上学了，老师说，她娘带她去要饭了……她就这样失学了.
我们那里的贫穷，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黄土高原的狼很多。不但人吃不饱，狼也吃不饱。
吃不饱的狼就开始攻击人。同村好几个孩子都被狼吃了，还有好几个孩子被狼叼走，又被社员们追回来，至今身上还有狼留下的牙印。
有一个孩子叫多狗，刚刚下过雨，他在村口玩泥巴，就狼叼走吃了。他娘哭瞎了眼睛。我小时候还见过他娘。他娘现在也去世好多年了。
我们小时候，一到天黑了，就喊着“各回各家，狼吃娃娃”，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家，关起院门，才敢喘一口气。
小时候，我见过很多次狼。之所以没有被狼吃掉，全凭我的运气好。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闹钟，不知道上学时间。有天晚上下雪，雪光照亮窗户，我以为天亮了，就急急忙忙向学校跑，路上遇到一只狼。我吓坏了，连叫喊的勇气都没有。这时候，从岔路口跑来了一个赶夜路的木匠，手中提着斧子，狼看到他，才吓跑了。
我的爷爷是在1975年冬天去世的。爷爷去世时都没有吃上一口饱饭。
爷爷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
农民命贱如土，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医院，一辈子像牛一样劳累；累得干不动了，就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就只能等死。最后连得了什么病死的，都没人知道。
听村庄里的老年人说：你爷爷饿得又黄又瘦，走路都摇摇晃晃。你爷爷临死前想喝口小米粥，你爹满村借小米，借不到，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没有小米吃了。
同村的祖辈们，都生活艰辛，食不果腹，他们寿命很短。那时候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就老得不成样子，腰身佝偻，满脸皱纹，很多人都没有活过六十岁。
爷爷一辈子没有照片，他临死前，父亲才找了一个画匠，给爷爷画了一张肖像。
后来，我在南方工作，每年回家，都要看一眼爷爷的画像。爷爷满脸愁容，脸颊消瘦。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到他这一生经历的苦难。
1982年，我们那里的土地承包到户。
因为分地到家，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了。我至今记得同村的根生伯喜气洋洋地说：都没有想到能够把日子过成这样，都没有想到顿顿能吃上白面馒头。
根生伯，我曾经在我的书《暗访十年》中写过他，他是我父亲在村庄最好的朋友。
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一起种地，这就叫社会主义；土地分到各家，这就叫资本主义？谁告诉你们社会主义就必须一起干活？
明知道一起种地吃不饱肚子，而包产到户能够吃饱肚子，你们却还要让人一直饿肚子，让人一起种地，这是多蠢的人才会想到的主意啊？
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是中国这些年最朝气蓬勃的年代，最美好幸福的年代。
我那个年代有很多书籍可以看了，全村人在那个年代也能吃饱肚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农民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灾难又如影随形地赶来了。
我至今记得九十年代的有一天，父亲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红色小本子，上面是我们家每年要缴纳的各种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十几种之多，什么乡镇提留款、教育附加费、道路建设费……其中，仅仅乡镇提留款一项，每年就要缴纳100多元。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教师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农民辛辛苦苦一年，总收入也只有几百元，甚至不足百元。而仅仅乡镇提留款一项，就要缴纳100多元。
所谓的乡镇提留款，就是供乡镇干部挥霍的钱，他们从农民手中把这笔钱收起来，占为己用。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们全村的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而乡镇干部一人一辆摩托车。他们的钱哪里来的？就是用乡镇提留款买的。
每年的十几项乱收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村口停着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旁站立着几个光着膀子的二流子。村子里的人说，那是挨家挨户收乡镇提留款的，如果没钱交，就把你家的粮食拉走。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人们都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当记者以后，才知道乡村乱收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才知道那时候的贪官们盯上了刚刚日子好过的农民的口袋。
有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写了那个年代农民极为悲惨的生活，这本书后来被查禁了。
1999年8月，江西省丰城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农村冲进乡@政@府，打死了乡@长，还打死了派@出@所长，乡@党@委@书@记坐着一名教师的摩托车，逃进了县城……此事当年反响非常大。
后来听说，因为这件事，2000年，江西作为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了农业税。
然而，父亲却没有赶上取消农业税的日子。
在1999年被检查出患有骨肉瘤。
骨肉瘤极为疼痛，就像骨头撕裂一样。
父亲是在极度疼痛中离开人世的。因为疼痛，床头的砖缝被他用手指抠出了很深的凹槽。
2001年冬天，我在西安做流浪记者，租住在一月50元的一间木板房里。因为舍不得买一床加盖的棉被，夜晚常常被冻醒。
我在房门口用粉笔写了“意志战胜一切”，鼓励自己，每天读书写作，将来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这张照片是我2006年拍的，当时在南方做首席记者，收入不错，回西安的时候，专门去了自己2001年租住的那间房屋看看，墙上我写的“意志战胜一切”还清晰可见）
那天半夜，我半夜接到传呼，可是没有手机回复。一直等到天亮，我才在一家商店回复过去，才知道父亲在前一个晚上去世了。
我匆匆赶回家，也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我每次想到这里，就极度难受，悲伤难以自已。
父亲去世后，我就去了南方。南方的记者工资，比西安记者的工资高了很多。
再后来，我的书籍陆续出版，每本书都销量不错，有的书还获奖了，被拍成电影。
再然后，我结婚了，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见到我这两个可爱的女儿，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日子过好了，可惜父亲不在了。如果父亲能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该有多好啊。
子欲孝而亲不在。痛哉，惜哉！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时代的那粒灰，落在父亲身上，让父亲一辈子生活痛苦沉重。
其实，痛苦沉重的，不是父亲一个人，是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农民。
我这篇文章所写的，不是父亲走过的履历，我写的是整整一代中国农民走过的悲壮历程。
我是一名作家，我有责任记录这代农民经历的苦难和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