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一家很早搬到镇上，有多早呢，自我六岁被母亲从姥姥家接回来开始，就没看到他们在村里生活，记忆中他总是骑着自行车一路风尘仆仆。
过去有“长兄如父”的说法，大伯常常骑车回来村里看望爷爷，爷爷身体不好，长期卧病在床，床头有个痰盂，专门放置他咳嗽出来的浓痰。
每次他重重咳嗽之后必会吐出浓稠黏腻的黄痰，随着痰液排出体外，他整个人的力气仿佛一齐被浓痰吸走，咳完，脸色发白的半倚靠在床头，软弱无力，人被疾病拖沓着，瘦骨嶙峋。
大伯回来村子，若是碰见，我远远地喊他一句：“大爹（伯）。”
他点点头。
彼此再也无话。
作为长子的他被爷爷寄予厚望，师范学院毕业，进入我们镇中学当老师，吃上公家饭，从此不必干农活，算是“鲤鱼跳龙门”，爷爷颇为高兴。
大伯继承爷爷的优点，能言善道，为人处世周全，后来做到副校长的位置。村里人看到他，老远笑着喊他姜校长，副字省略，在乡下人的口中合情合理，没人会计较。
或许因为环境，大伯身上流露的权威让我不敢靠近，他在我们面前很少笑，总是一副深沉的模样。对待外人却不同，和蔼可亲，和颜悦色，和村里的邻居交谈，丝毫没有官架子。
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在一个几千人的学校中，得到学生、学生家长以及学校老师的尊重和爱戴，无比荣耀。
荣耀带来底气，大伯在大家庭说话的分量颇重，说一不二。爷爷奶奶孕育六个子女，子女又建立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家族琐事多，界限分寸难以把控，爷爷无力主持家事，大伯成为解决问题的“首脑”，兄弟姐妹有事找他“拍板”，成为经年累月的习惯。
我至今不知道他乐于享受这一过程还是因为责任所致不得不承受，乡村一贯以来的道德标准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子女要协助其他兄弟姐妹，这叫“不忘本。”姥姥曾经跟我说，她们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儿子是当兵的，后来当了大官，就拉扯自家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安排上工作。
村里人人羡慕，心生向往。
大伯没那么通天的本事，但当年我们这一辈在读书，考学时都要询问他的意见。村子里谁家有喜事，主持典礼、致辞会找他。谁家盖房摆酒、宴席类似场合必会请他说几句。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大伯，这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那时我们家也有很多事劳烦他，他适时给予帮助，但不知为何，我始终与大伯不亲，总是害怕他。
读中学时，父亲托大伯给我安排一个管得严的班级，班主任雷厉风行，常常神不知鬼不觉的站在教室外面的玻璃窗前，鹰一样的眼睛扫视着全班同学在上课时是否集中精神，被抓住的同学，免不了一通羞辱。班主任教我们数学，因为领悟差，我是他重点批斗的对象，
多年后做梦，梦到数学考试，卷子题目做不出来，急得直冒冷汗，心剧烈跳动，好似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从噩梦中惊醒，心情难以平静。我后来害怕老师、医生、警察，工作后害怕领导，每次领导叫我，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与其说是害怕他们，不如说是恐惧权威。
害怕要是露出马脚就会被笑话，所以经常告诉自己，不要怕，要镇定。但还是做不到完全无视、剔除、不存在，自始至终有种距离感。这距离在我与父亲之间也存在，但父亲身上的权威如今弱了很多，被权威腐蚀下的相处模式成为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来反思自己，令人不解的是，如今我在家里似乎也成为权威的存在，不管走到哪里，家族的“基因”一直形影不离。我把控不好它。掌握不好尺度，拿捏不好分寸，不懂得如何运用的游刃有余，它让我察觉到与之同行的距离，让亲密关系承受考验，更让我察觉到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前路漫长，而我还需要学习。
